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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特点：
欧美都出问题，我们整个出口市场这个地基就不能支撑我们的高速增长，这是第一个下行拉力。
第三，停止刚性兑付，以便降低无风险利率水平和防止道德风险。这些问题都会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效果产生重要影响。
因此亟须采取有力措施，扭转偏向，改善环境，使企业家建立对未来的信心。还有一个因素是效率的提高。为了堵塞漏洞和化解风险，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。需要注意的是：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或经济发展方式转型，是199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的，至今已经过去了四个五年计划。维持高增幅因素有的已消失 现在的问题在于，以上这些有利于维持高增幅的因素，有的正在缩减，有的已经消失。
即使进展比较快的行业和部门，也还有不少不尽如人意的地方。因为现在一个大问题是企业家们对未来的经济增长缺乏信心，没有投资的积极性。所以，要保持较好的就业率，就必须要有一个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预期。
日本从1951年用跟美国技术产业差距的后发优势，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9.2％的增长。不仅我国是如此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面临同样的情形。现在很多人认为我们的产业过剩产能很多，很难再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了。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还很多。
此外，发达国家的环境也相对较好，城市化也已经完成。但我们还有一个目标，即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要翻一番。
问题是后发优势已经用了36年，还有多少？这是我们对于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判断。十年国内生产总值要翻一番，平均每年增长速度要7.2％，前几年都增长得比7.2％高，从2015年到2020年的增长速度可以低一些，6.6％就可以了。所以，在判断中国的发展前景时，不能简单拿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方法作为参考。从1979年到2013年，我国平均每年出口增长率是16.8％，2014年的出口增长率仅为6.1％，今年一季度的出口增长率低至4.7％，减少十几个百分点。
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这个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差距，发挥在技术创新、产业升级上面的便利也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高于发达国家好几倍。也就是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所讲的，现在大部分是中低端的产业，可以向中高端的产业升级。产业升级的投资空间很大。我国有必要保持7％的增长 首先一个原因就是就业。
第三个原因，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两个翻番的目标：国内生产总值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，城乡居民收入也要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。现在我国城镇人口约占总人口的54％，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占80％-85％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，城镇化将不断推进，随之需要大量的住房、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服务投入。
实际上，我国尚处于中等发展阶段，即使现有的产业有产能过剩，或者有些产业比较优势不在了会被淘汰，但中长期来看我们还有很多产业升级的空间。未来美欧发达国家有可能出现和日本同样的长期增长疲软，出口拉动的作用是有限的，但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，从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来看，还处于具有8％增长潜力的大有作为机遇期，靠内部需求的启动，包括投资和消费，实现7％左右的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。
我国有8%增长的潜力 经济增长的内涵是什么？是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。如果我们不能保持7％左右的中高速增长，就业就可能成问题。这个道理不管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一样的，发达国家要维持长期的收入增长也同样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，技术需要不断创新、产业需要不断升级，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有一点不同，发达国家的技术跟产业都是在世界最前沿的，它的技术创新必须是自己发明的技术，它的产业升级也必须自己发明新的产业。新加坡从1967年开始用了20年，平均每年8.6％的增长。韩国从1970年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7.6％的增长政府的政策是用来激励企业，应当是一个配角。
《21世纪》：全会提出，坚持创新发展，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。教育、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充分供给，能缩小贫富差距，提升人的能力，避免贫困的代际传递，有利于社会的长期稳定。
有些企业可能就将主要精力放在套取政府资金上，减少了真正创新的活动。而且政府投入的资金分散在不同部门，各个部门间不通信息。
来源：21世纪经济报道 进入 刘尚希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社会改革 十三五 。另外，中央和地方关系，如何发挥两个积极性，既是财政问题，也是政府改革的问题。
人口老龄化带来很大的养老压力，适龄劳动力减少，人口红利也随之减少，这似乎是一个坏消息。经济增长是一个结果，政府不应紧盯着经济增速这一结果，应致力于营造更好的环境，积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，促成经济的增长。比如创新驱动，若只局限在经济领域，解决不了问题。如果现在我国适龄劳动力处在高峰期，经济增速的趋缓，会导致大量失业，逼迫短期政策扩张，稳增长就不得不摆在首先。
通过切实的改革，让市场各方对中国经济前景更有信心。政府要有定力，短期的政策有必要，更要关注长期改革。
现实中，即便想办公益性学校或医院的设立都很困难，因为有形无形的障碍仍很多。但同时，就业压力不是太大，现在转型升级不会带来大量失业的问题，这又是一个好消息。
社会改革需要充分相信群众，能把自己的事情管好，真正依靠群众来管理社会，政府也能从繁重的管理事务中解脱出来。当前国内有很好的转型条件，如人口老龄化使就业压力大大减轻、居民收入增速较高等，可以支撑将重心放在转型升级上。
发动社会组织，参与到扶教、扶贫的行动中去。创新牵涉到科教体制改革，需要培养本土人才。但这种压力可迫使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，来消化人力成本。只有实现人力质量红利的积累，才能为经济长远发展打下基础。
财税改革在技术层面上，表现为全口径预算、中期财政规划、政府资产负债表等，这些实际上都是为推动政府的改革，比如中期财政规划和政府决策方式相关，政府决策要从年度为主，到要和中期结合起来，未来可能还要有更长远的战略规划。我们当前面对的情形恰恰不是这样，从而变为一个有利条件。
在经济普遍上行的时候，企业都能赚钱，市场不会去转型升级，也没有必要。比如扶持创新，应针对企业在创新上真正碰到的问题，对症下药来解决，有时候不仅仅因为缺钱，企业可能是缺人才、好的环境，是一些机制体制的因素阻碍了创新，钱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。
刘尚希认为当前正处于一个转型升级的理想状态，应通过体制改革来营造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环境，带来经济长远稳定的增长。因为创新往往要投注很多精力，可能几年之后才能看到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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